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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节前一周,Iverson发现上海开始慢下来。他点了一份平时二十分钟就能送到的外卖,App上的小人绕了半天,常去的店铺拉下卷帘门,地铁门开合之间,空位明显多了起来。
对很多在上海生活的人来说,春节意味着离开,但对Iverson来说,这将是他在中国度过的第一个春节。
Iverson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,去年9月来到上海交换学习。短短五个月里,他第一次把中秋、春节这些在美国更多停留在只是听说的节日,按顺序经历了一遍。
从威斯康星来到上海,他告诉界面文化,自己最直观的感受是消费的密集:住宅小区旁边紧挨着商场和连锁店,走出地铁口,几步路就是一排店招。他说在家乡很少能见到“一条街三座商场”的密度。他用一个略带玩笑的词形容上海——“international wallet(国际钱包)”:更容易接触国际品牌,选择更多,人们也更追求精致。
来上海之前,Iverson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很明确:学中文。他的继母来自北京,家里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,未来会在双语环境中长大。他说希望等弟弟们长大后,能用他们的母语和他们交流。另一个动机则和他的职业规划有关,他在大学里主修国际关系,希望未来进入外交体系工作,在他看来,中英文双语能力会变得越来越重要。
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强化语言项目里,他每周要上25到30小时中文课,“节奏非常快”。语言班里同学来自不同国家,印尼同学很多,也有欧洲和俄罗斯同学,美国学生反而是极少数。这让Iverson感到兴奋,他从小生活的地方“外国人很少”,一间语言教室在他眼里像一个小小的世界。
他把每一次出门都变成练习,点餐、买东西、和路人交流,尽量只用中文。“上海为这种训练提供了某种便利,”他告诉界面文化,“这座城市足够国际化,一个外国人的存在并不稀奇。我更容易融入,也很少会被其他路人注视。”他可以在街头练习中文,不必每次都解释自己是谁、来自哪里。
这种强度也改变了他与城市发生关系的方式。五个月前,他几乎什么都不会,只能靠手机翻译、靠手指菜单;五个月后,他说自己已经能完成不少日常对话——至少大多数时候,餐馆老板能听懂他的意思。
采访里,Iverson提到自己最喜欢的中文词是“哎呀”,因为它让他想到家乡的一个感叹词“Uff da”,意思接近“糟了”“完了”“我搞砸了”。威斯康星这句方言源自挪威移民留下的口头语,他的祖父很爱说。没想到在中文课堂里,他遇到了一个相似的词,“和Uff da一样,一急就会冒出来。”
但同样因为这座城市足够国际化,节日来临时,Iverson也更容易感到孤单。中国朋友大多回了老家,留在上海的日常网络突然断开。“大学也会给外国学生办活动,但我不太想去。”Iverson说。他想要的是真实的中国版春节,而不是“一群英语母语者聚在一起的春节”。
Iverson第一次真正过中国节日,是在中秋。他跟随一位中国朋友去了浙江衢州。对他来说,中秋的关键不只是月饼和灯笼,更是一张家庭餐桌:一家人围坐,吃一顿很大的饭。他说这让他想起美国的感恩节——他没想到两者会那么像。“对我们来说,节日的本质也在于家人聚在一起,”他说,“这可能是许多文化里节日共享的一种结构。”
中秋之后,他开始期待春节。在美国,许多华人家庭都未必按传统方式过年。当他得知自己能在1月19日到22日回到衢州、和同一位中国朋友的家庭一起过年时,他很兴奋。他想看到更日常的春节,比如年夜饭怎么吃、红包怎么发,长辈会说什么话。
Iverson在大学时就很想来中国。他提到自己记忆中一个“更全球化、更乐观”的时期:人们相信交流会带来更少的敌意,不同国家的人会更容易理解彼此、好奇彼此。他想知道两种文化到底不同在哪里,“只有真正去生活在对方文化里,合作才会重新变得可想象。”
语言课以更具体的方式把他带到中国传统文本面前,课堂上他们曾被要求背诵一段诗词,“内容关于天上宫阙、时间意义、还有对家人的思念”。那是他第一次接触中文诗歌,却也因此第一次在中文文本里遇到一种熟悉的情绪,“那是距离与团圆的并存。”
他还提到疫情之后,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情绪一度更紧绷,但近几年,年轻一代对中国的好奇又在回升,“比如现在TikTok都很流行‘如果我是中国人’”。他认为,越是强硬的对华叙事,越会促使一些人选择亲自了解。去年TikTok的禁令、外国用户向小红书的迁移,在他看来也像一次偶然的闸门,放大了互相之间的接触与好奇。
采访结束时,Iverson仍把春节理解为一种“正在发生的学习”。他还没真正过完这个年,却已经在等待一个瞬间,当他坐在衢州的餐桌旁,面对听不懂的方言、端上来的菜、长辈的祝福——他会不会更清楚自己与中国日常之间的距离,以及这种距离能否被语言一点点缩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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